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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知道你要来采访,郭副团长跟我打了招呼。排练正忙,我也没来得及认真准备。就照你说的.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吧。

    1959年,我刚满十二岁,参军进了空政文工团,在学员班学舞蹈。1963年4月的一天,政治助理老吴同志找我谈话,说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,陪中央首长跳舞。

    谈话后。一位经常去中南海出任务的老同志咬着我耳朵说:“小工,这回你可以见到毛主席了!

    “真的?”我叫出产,马上又捂住嘴,不知是怕泄密还是怕心从喉咙里蹦出来。我简直高兴晕了。

    事后才知道,组织上从我们学员班十二名女孩子中选了五名去中南海出任务,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。那时讲阶级出身,要查几代;个人表现也要查,政治思想要求可靠。

    我们是每星期三、星期六去中南海,穿便服。我没有便服,向老同志借了一件凡尔丁的夹克衣。

    当时空政文工团在灯市口同梧夹道七号,据说过去是曹汝霖七姨太的公馆。我们去中南海出任务的女文工团员一吃过晚饭就聚在院子里。六点多钟,中南海开来一辆吉姆车,我们七八个女团员挤挤挨挨坐进去,由北海那边驶入中南海。

    车停在一栋建筑的门口。我们脚步轻盈匆促地走过一条长廊,看到一大扇敞开的红门,门额上写有”春藕斋”这里就是我们陪领袖跳舞的地方。不久我便得知,来这里跳舞的有毛泽东。刘少奇和朱德。周恩来除过年过节,平日不来。平日他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在紫光阁跳。

    走进春藕斋的红门.是脱挂衣帽的门厅。再进一道门便是春藕斋舞厅。舞厅是打蜡地板地,四周墙壁很高,上半截是木头雕花的板墙,下半截用缎子围贴,中间隔嵌一圈红木棱。舞厅摆有六张大沙发和许多软垫靠背椅,椅套是米黄色卡其布。靠门有两个简易沙发,来的次数多了,我发现王光美喜欢坐那里,江青也常朝那儿坐。

    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,平时空闲,跳舞只用录音机放乐伴奏。到了节日.才有乐队登上小舞台伴奏。舞厅后门通向室外舞场,花瓷砖地,有个荷花池,夏日天热可以在室外跳舞。舞厅左侧还有一条尤廊相通。后来我发现,毛泽东总是从那里走来舞厅。

    我们几个女文工团员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:老同志轻松随便、新同志紧张新奇。七点刚过,团员们起一阵骚动。不知谁轻轻叫了一声:“朱老总!

    朱德委员长首先来到,步子迈得大而有力,根本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。他挺胸昂首,腰背挺直,一举一动都保持着军人的风采。老同志迎上去,把我们几位新同志介绍给朱德委员长及同来的康克清同志。

    “小王,王学文同志。老同志介绍我。

    “晤,小王。好,你好。”朱德朝我伸出手。我用两只手握住他的一只手。那只手很大,手背上已经出现一些老年斑。不过,他握力很大,抓枪似的,我差点叫喊疼。

    乐曲响起来了,朱德委员长开始跳舞。

    朱德跳舞也保持了军人的神姿。他不跳错步不跳花样,而是准确地踩着乐点迈大步,像军人走队列一般。他不是跳一场换一个舞伴,付是走一圈就换一个舞伴。我们女团员们排成一队,他又步子大,一支曲子跳下来,能换十来次舞伴。

    轮到我时,我的感觉不是陪总司令跳舞,而是陪总司令出操。总司令始终挺胸抬头,既不说话,也不左顾右盼。当我追随总司令拼命迈着大步时,眼前总像晃动着一张照片,那是总司令检阅出征将士的照片

    在我的记忆中,只有一次过年,朱德高兴了,忽然跳出错步,跳出了花样儿。于是我才明白,总司令很会跳舞,只是含而不露罢了。领袖们跳舞是为了运动,朱德尤其是这样。戎马一生,唯有走出军人的步伐才能使他身体和精神得到最好的运动和休息。

    以后接触多了,我发现朱德不但是名严格的军人,是一位宽厚大度德高望重的领袖,而且是一个有血有肉富于感情的普通人。

    一次。跳舞中间休息。两名文工团员为总司令表演枪杆词。这是充分体现军人气质的对口词,在六十年代很时兴。表演者一句赶一句,每句配以钢铁一样坚硬利落的动作,最伯对口中间打结。表演中。一位团员忽然忘了词。对方说:“枪!她本该说:“战士的武装”她忘了,接不上词。为了不中断对口,便跟着重复一遍对方的动作,也问一声:“枪!”对方见她忘了词,只好重喊一遍:“枪!她仍然没扭起词。只好又跟着喊一声:“枪!就这样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声“枪!”重复了四五遍。重复得手脚发僵,头上冒汗,两眼发潮,别提多紧张、多尴尬、多狼狈了。我忍俊不住,扑哧笑出声。老同志来不及责怪我,朱德已经跟着哈哈大笑起来。于是,周围的女团员都放声大笑。两名表演者立刻摆脱了紧张狼狈,索性捂住肚子格格地笑成一团。总司令的笑声太富感染力了,直笑得前仰后合,还不时擦着笑湿的眼睛。

    还有一次是在冬天,天气预报有大风雪。我听朱德的卫士说,总司令患有糖尿病,有时一天只能吃三两粮食。跳舞休息时,我坐到朱德身边。我是军人,很少叫他朱委员长,觉得还是叫总司令亲切。我说:“朱总司令,除了跳舞,您还作其他锻炼吗?“朱德说:“还爬山,明天就得去爬。”我说:“哎呀,明天有文风雪,天气预报广播了。朱德说:“大风雪也得爬。不爬不行啊厂我问:“为啥不行了天气好了再爬嘛。朱德连连摇头:“不行不行,有人对我搞专政,他叫爬就得爬。”我小声问:“谁呀?是主席吗?”朱德摇头,像怕事的孩子一样凑近我悄悄说:“医一一一生一一一”

    1965年部队改军装,取消军衔,一律换成红领章红帽徽。改装后头一次去中南海出任务,领导叫我们全体穿上新军装,说:“叫咱们总司令看看。”

    在春藕斋,康克清同志把我们拉到身边,亲切地抚摸我们的领章帽徽,显得很激动。她说:“看到你们我就想起了井冈山和延安。过去在延安我们都是穿这样的军装。红领章、红帽徽

    朱德深情地望着我们.没说什么。可是我看到他的嘴唇在翕动,像是习惯他说着那两个字:好,很好。他那已经变稀疏的眉毛有点颤抖,眼睛深邃湿润。跳舞的乐曲响了,他没有动,他在沉思。文工团员们互相用眼色提醒着不要去惊动总司令,由他独个儿一直坐到舞曲终了。

    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社会上到处传抄一些诗词,都说是毛泽东主要的,难辨真假。我抄了许多诗词,不好直接问毛泽东,就利用跳舞休息的机会拿出来问朱德委员长。朱德看过后,默默望住我,神情严肃。我小声问:“总司令,是主席写的吗?”朱德缓慢他说:“我看有的是有的不是。主席是唯物主义者,这些诗词有些是唯心主义的。”他像是有什么想法不好一下子表达出来,稍停片刻,又说:“社会复杂,真真假假有时不是一下子能辨清的。你们年轻,不要轻信小道消息,更不要跟着乱传乱抄。

    不久,街上出现了恶毒攻击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大标语。此后,我们的总司令再也没到春藕斋来。我也再没能见上他一面,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说上。

    在朱德委员长之后,第二十走进春藕斋舞厅的国家领导人是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。

    见到共和国主席之前,首长和同志们谈到他,总是说少奇同志。这种称呼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。他走路脚步轻捷洒脱,眼里含着笑,嘴角漾着笑,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笑。真奇怪,从见到他第一眼.我就没有任何紧张拘束,连见到伟人时容易产生的那种肃然之感也没有,只是一味感到亲近。我竟无拘无束迎上去,落落大方地问候:“刘主席,您好。

    “谢谢。你是新来的同志吧?”

    “今天第一次来。小王,王学文。”老同志介绍。

    我握住了共和国主席的手,像浸在八月阳光照射下的海水中一般温暖柔和。接着;我又握住共和国主席夫人的手。王光美同我握手时,另一只手亲切地抚摸一下我的头发。不知怎么搞的,我心里忽悠一热,眼圈一下子湿了。我真想偎到她怀里。当我接受母亲爱抚时常有这种感觉。

    此后,我曾多次和王光美接触。她生得端庄秀丽,性情温柔开朗。当她坐在靠门的一张简易沙发上,注目共和国主席跳舞时,总是带着静溢无言的微笑。当她走下舞场时,她又是那么热烈、萧洒、青春洋溢。我们这些姑娘简直被她的风度迷住了。有次她参加“四情”回来,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,等到毛泽东来。我看到她与毛泽东坐在大沙发上,汇报农村形势和工作情况。她讲话声音不高,显出沉稳干练。偶尔作个手势,毛泽东便跟着点点头。那次汇报时间不短,我们和乐队等着。毛泽东朝我们挥了一下手:“跳么,你们先跳么。”于是,乐队奏起了乐。而王光美同志仍在那里汇报

    我的感觉,王光美同志很了解社会,熟悉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。记得有一次她对我们几名女团员说:“你们年轻,社会经验少,要懂得爱护自己。社会上还存在坏人,要有警惕。有的坏小子故意买两张电影票,把一张再卖给不懂事的年轻姑娘。看电影的时候就趁机欺侮女孩子。”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,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眼她的宝贝女儿说悄悄话一样。

    乐曲响起来了,少奇同志开始跳舞。少奇同志的舞步同他平时走路一样轻捷洒脱。他跳得真好,会跳错步,会跳出各种花样,尤其跳三步跳得好。

    轮到我陪少奇同志跳舞时恰好是跳三步。没跳两步,我就发现少奇同志很会带人,我全身一下子就活跃起来,所有的能力和技巧都可以尽情发挥出来。我身轻如燕,灵活自如,时而围绕共和国主席飞旋,时而跟随共和国主席开步向前,时而巧妙地躲闪开可能相撞的障碍,时而表演特技一般跳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。

    我们女团员都愿意跟少奇同志跳舞。可是,当我想再次陪少奇同志跳舞时,他微笑着谢绝了。也没同我们中间的其他人跳,而是走向他的夫人王光美。他们相视一笑,便一起舞入场中。老同志悄悄告诉我:少奇同志要走了。

    我很快就知道了,少奇同志的最后一场舞,总是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起跳。永远不变。

    1966年2月,我去中南海出任务,陪少奇同志跳了最后一场舞。当时我可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场舞,真是做梦也没想到。

    那天跳舞休息时,我坐到少奇同志身边。我说:“刘主席,我们要走了。后天去云南边疆演出,要去半年呢。”

    少奇同志说:“这很好,应当多为战士。为群众演出。下去后要注意身体,要注意卫生。睡觉前一定要刷牙。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还重要。

    我心里一阵阵热。我说:“记住了。

    少奇同志问:“你们去过云南吗?”

    我摇摇头: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少奇同志像给小孩讲故事似地对围过来的文工团员们说:“云南呀,有原始森林。森林里有猴子,很多很多猴子。”少奇同志说着把两手张在脸旁,扇动着,睁大眼睛装出吓唬人的样子:“猴子,不小心就偷走你们的帽子。”

    我们大家都开心地笑了。

    少奇同志像往常那样先走了。临走时和我们一一握手,说:“半年以后见啊,半年以后见。”

    谁会想到,这竟成了永远告别的话半年我再也没有见到少奇同志。去年北京晚报征稿“难忘的一件事”我也写了一篇,就是写的同少奇同志最后一次跳舞。这次跳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

    晚十点半,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。毛泽东来了!

    这个时候,朱德和刘少奇已经走了。除开节庆日,朱德委员长一般是晚七点半到,九点左右离开。听说他是早睡早起,生活讲究规律性。少奇同志来得稍晚,走得也稍晚。因为他处于一线,工作责任重,经常要等毛泽东来,以便请示汇报一些事情。毛泽东有夜间办公的习惯,经常是十点以后才从办公室散步到春藕斋,跳跳舞,休息一下脑筋,十二点左右离开舞厅继续去办公。

    毛泽东从那条走廊稳步走入舞厅。我痴痴地站着,忘了周围,忘了自己,忘了一切。我眼里心里只剩了那个从记事起就熟悉了的形象。我想欢呼万岁,想跳跃,又像什么也没想,身体凝固了,周日的空气也凝固了。

    “小王,毛主席来了。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。

    我完全像在梦中,忽而醒来,发现自己挤在了新来的女团员中向毛泽东鼓掌,可是很快又以为是在做梦。再醒来,发现自己已坐到了椅子上,别忘了,我才十六岁啊,极度的幸福和神秘感使我憎了,至今想起那一刻仍是朦胧缥缈。

    开始跳舞了,我呆呆地望着毛泽东,目光一刻也不离开的那个神秘伟大的形象。一曲终了,毛泽东坐回沙发上。我还是呆呆地望着、眼睛不敢眨,怕一眨就会梦醒,就会看不到毛泽东。事后才知道,老同志曾提醒我不要老盯住毛泽东看,说那样不礼貌。可我当时什么也没听见,就是一个劲地盯住看,我根本不知道泪水已经把我脸都洗湿了。

    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,盘子上放着毛巾。毛泽东拿起毛巾擦汗,一侧脸,看见了我。毛泽东朝我笑了。我也跟着笑了,不害怕,不紧张,仍然以为在梦里。我现在都想不起自己是怎么站到毛泽东面前的。我只记得一名老团员介绍说:“这是新来的小工,叫王学文。

    毛泽东慈祥地望着我笑,声音悦耳他说:“当兵了,不能学文不学武。

    乐曲又响起来。毛泽东起身跟我跳舞。他宽厚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手时,我周身发热,确信这不是梦了。我真见到毛泽东了!

    毛泽东跳舞也是迈大步,脚步像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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